作为一名治中国当代史的海外同行，我与王海光教授就国内外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有过多次深入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所以，读到王海光教授的《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一书，我很有些会心之处。这本书包括了撷史、评史、治史三个部分，分别讲的是史料处理、史书写作和治史方法，史学的三要素都在其中了。书中有许多作者治史的经验之谈，不乏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无论是学界的权威人士，还是有兴趣的爱好者，开卷均可获益。我在此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本书：一是技术层面的，即史料处理和史书写作的问题；二是方法论层面的，即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从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相对比的角度，与王海光教授进行讨论、对话。

一

王海光在书中指出：“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首先是要复原历史，以真实的历史示人，然后才是解读历史。”换言之，历史学家是通过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来发现新的事实和思想。在撷史部分，共有六篇文章，其中后四篇可以分为两组，每组两篇：前一篇是宏观的历史过程叙述，后一篇则为微观的史料辨识解析。这一宏一微，足见作者的匠心独具。在不长的篇幅里，能够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反右派运动时期的民瘼与舆情、“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和曲折、改革开放思维的形成和确立这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显示了史家举重若轻的功夫。

撷史篇的这些文章，首先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的叙事风格：简洁明快、要言不烦，而又张弛有道、睹微知著。铺展不失对历史细节的逼真摹写，开合又有对历史人物角色特征的深度分析。粗细的区分、详略的取舍皆大有深意，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诸多合力，窥见曾被忽略的历史真相。再者，就是作者处理史料的本事了。发掘史料和解读史料，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能够从那些陈纸旧文中，发掘出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赋予它们史料的价值，这就是史家“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了。这种史家本领在该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书中在史料上发微的文章有三篇，分别针对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段的史料。这些史料都是独家披露的，本身就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最难得的是作者对史料的解读，不仅具有以小见大的学术功力，而且叙述也引人入胜，让人产生一种触摸历史的感受。以《一份反“文革”的传单——〈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解读和考辨》为例，一般来说，分析一份油印传单的内容并考证其作者，可能是一段枯燥乏味的文字。但是作者写得非常戏剧化，使读者忍不住要一口气把它读完，给人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穿越感。

在评史部分，作者评论了五本史书，其中有名家学者，也有业余作者。所评之书体裁多样：有专著，如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丁龙嘉等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有论文集，如林蕴晖的《国史札记：事件篇》；有回忆录，如刘丽英的《往事回首》。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大，评论的篇幅也比较大。除上述作者外，书中还提到了沈志华、韩钢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国内史学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重要进展。欧美学界最重书评，作者经常是把同领域的相关作品放到一起评析，读者则可以通过书评，了解学术信息，掌握研究动态。然而，书中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充分介绍到海外学术界来，这是殊为可惜的事情。

王海光认为，国内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已经“逐渐转向当代史方面”。这一变化，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趋向颇为契合。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主要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而把1949年后的中国，留给了政治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打破1949界限”，把目光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方面，当代中国档案的逐步开放和新资料的发掘，使得中国当代史研究有了新的基础。另一方面，新的研究发现又使新的学术观点受人青睐，即中国现当代历史并未被1949年隔断，相反，它的发展过程和模式具有极大的连续性。许多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政策导向和组织设计，都可以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找到源头和先例，也可以在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海峡对岸，找到相似之处和血脉联系。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因此学术界曾有“‘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美国”之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获得重大的进展。仅以王海光的研究与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巨著《文化革命的起源》做一个简单比较。二者同样以1957年整风反右为起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马若德以1957年中共领导人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起源，王海光则写道：“1957年，以发扬民主为宗旨的整风运动，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的发动，标志着中共的探索发生了逆转……在这个逆向运动的尽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应该说，王海光的论断更加明确也更为深刻。王海光对反右派运动的研究，也不同于以往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的研究，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底层民众，看到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态度。这就拓展了我们对反右派运动起因多重性的认识。国内学者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

王海光在治史部分，讨论了史学方法论和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问题，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依我看来，他的一些论点可以和海外中国史的研究范式沿革，进行一些有趣的比较和讨论。

60年代，美国政府和高校科研单位，把中国问题研究列入了战略研究领域，因此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学者，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中国的政治、历史和语言文化。早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学者，多采用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Levinson）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建立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把中国近现代史描绘为“西方影响的冲击与中国应对反应”的互动过程。

新一代的学者开始批评传统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80年代起，科文（Paul Cohe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学者，批评这一范式忽略了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因。他们提出“中国中心取向”的研究范式，试图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韵律。“中国中心取向”的史学研究，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苏俄对中共的影响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倾向，注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这一代的历史学家，对共产党的宣传动员机制、农民民族主义、社会改造项目（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题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影响现在依然存在。

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范式是持续变化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柯比（William Kirby）和柯文（Paul Cohen）提出“打破1949界限”。他们认为，1949年并没有割断中国历史，而是接续了中国近现代改革和革命交替的历史轨迹。随着一些重要著作的问世，以往认为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主流的“革命范式”，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现代化范式”认为，现代化才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发展主流，只是数次被战争和革命暂时打断。与此同时，“中国中心取向”也被批评为孤立主义的研究范式，因为它把中国描绘成“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新的研究范式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因此被称之为“世界导向范式”。它鼓励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洋务运动、“通商”城市、租界文化和国际联系，主张中国史的研究应该超越中国的自然地理边界。这也是即将面世的新版《剑桥中国近现代史》（Kenneth Pomeranz等主编）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外交史和以单一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比较史学，日渐式微，而研究跨国、跨洲、跨地区的人群、商品、知识、思想的交流和互动的新范式，如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和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日渐兴起。

史学研究范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回应当时的重大学术关切和公众关切，以求重新认识和阐述历史。“现代化范式”和“世界导向范式”的出现，与苏联东欧的政治巨变、“革命话语”的衰落，以及全球化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则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被摒弃、中国走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分不开的。王海光在书中梳理的从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民族主义史观，再到人文主义史观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时代变迁。当然，范式的改变还与学术条件有关。学术环境的改善，使得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发现新的事实和研究路径。近年来，前苏联国家档案的一度全面开放、中国官方和民间档案的逐步开放、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以及其他历史资料的问世，使得中美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得以窥见更多的颇具兴味的历史细节。这在王海光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再回到美国中国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来。实际上，一种史学范式指导下的研究，也并不是仅仅关注一种历史现象。致力于“冲击—反应”研究的学者，曾对中国的儒教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主张“中国中心取向”范式的学者，也曾详尽地讨论过“西学东渐”的过程。新范式出现的意义在于，它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引发新的学术热点，使以往不被重视的历史侧面成为新的显学。这与王海光讲的史观问题不尽相同。他所讲的史观变化，具有推陈出新的意思。但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替，并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全盘否定。新范式并不能宣判旧范式的死刑，只是丰富了学术话语，开拓了研究路径，增加了知识的积累。

王海光论中国当代史的发展，强调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强调发掘细节、恢复历史现场。重视细节是重构历史的基本要求。在讨论历史研究“粗与细”的问题上，王海光强调政治家的策略和史学家研究方法的区别，指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宜细不宜粗是史学”。这与西方学者认定的“细微之处见真知”的治史思想颇为契合。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会带来很多弊病，诸如自吹自擂、眼空无物、大而化之、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等等。此种弊病，最终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和史书的公信力。中国旧史学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官方著史的这些弊病，满篇充斥帝王将相，看不到民众活动。自上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梁启超等人力倡新史学，对旧史多有批评。这个新旧转换的过程现在还在继续。王海光的研究强调细节，关注民间视角，无疑是继承了新史学的传统。在眼睛向下方面，西方史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因此包含了大量的细节描述和解说。这种研究是否有片面性？中国古代有“瞎子摸象”的寓言，嘲笑那些“一叶障目，不见树林”的认识者。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当然，并非所有的细节都有史学意义。简单的事实认定和史料挖掘，还不是历史，而只能被称之为“史料汇编”。史学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材料为何重要？这些材料可以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否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历史，或者对已知的历史获得新的理解？史学家以此种心态研究历史材料，寻求答案，才能“微言大义”，使挖掘的细节获得认识论的价值。如王海光书中提到的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从乾隆镇压江湖术士切入，揭示了被许多历史学家忽视的、中国历代王朝的棘手问题——帝王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冲突。孔飞力不是在讨论大清盛世被何种妖风搅得天昏地暗，也并非在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他揭示的是，乾隆皇帝“小题大做”，把鬼魅迷信活动的“非事件”，变成关系到王朝兴亡的政治“事件”，以此来打击地方官吏，巩固帝王集权，并且防止彪悍的满族征服者被江南精美奢华的文化腐蚀。书中的细节描写，有助于读者理解清代皇帝的“驭臣之术”和官僚体系的强大运作机制。乾隆皇帝整治“叫魂”事件，以失败告终。它可能使人思考：皇帝是否总是最有权势之人？是否也有政令难出紫禁城的可能？官僚是皇帝的辅佐，是否也可能成为皇帝的“政敌”？帝王和官僚何时生死相搏，何时达成妥协？《叫魂》给人的启发和联想，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中国现当代高层政治和大众政治。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与国内史学研究走向很相似，都对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和细小分支，诸如商业、消费、娱乐、城市化、印刷文化、现代设施、新兴职业发展等，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这正符合“现代化范式”和“世界导向范式”的要求。但是，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离不开中国政治发展（包括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大背景。对于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和课题的研究并未终结。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暨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始终坚持研究中国的工人、工人运动和工人地位问题。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课题，似乎了无新意。但实际上，她在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冲突等基本问题研究上不断有新的建树，对目前美国研究中国社会和城市问题产生持续影响。在中国，如王海光教授的著作所显示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发现、重新阐述和深入探讨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这些研究工作，正是认识今日中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和贡献，莫大于此。

人们对一部历史著作和一段历史本身，常常会有不同的解读。王海光教授的论史，立论鲜明而不陷偏激，叙述平和而不失生动，表现了对中国良史传统的把握：“不因憎而增其恶，不因爱而溢其美”。他对其他学者的著作，不仅有中肯的评介，也贡献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他和这些学者的对话，当然可以建立一些权威性的论点和共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对话，又能推动历史探讨的继续深入。

中美两国，相隔万里，彼此的语言不同，学术语境颇异，但是双方学者对中国重大的历史文化和学术问题抱有同样的关切。国内学者的重要著作，总能引起海外学界的关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确信，《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会有积极的影响和促进。

（本文作者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大学公园市MD20742）